剧情简介
这种“慢”，后来成为诸多导演处理电影中老人形象的一种方式。无论是阿巴斯·基亚罗斯塔米、萨蒂亚吉特·雷伊，还是小津安二郎、侯孝贤、万玛才旦等导演，他们电影中的老人形象往往都与“慢”的时间挂钩，使影像逐渐走向一种“状态”。如小津安二郎《东京物语》结尾，失去妻子的老人独居家中，轻摇蒲扇，视线向画外望去，若有所思，游走于“物”与“思”之间的物哀之情缓缓流出。同样，侯孝贤《童年往事》中，祖母每日坐在方桌旁摆弄针线，当其离世之后，导演再次拍摄祖母常用的方桌，斯人已逝而静物长留，此刻的方桌俨然代替了已故祖母的在场。在这里，小津安二郎与侯孝贤均以极为隐忍克制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形象，以固定机位长镜头的形式捕捉不断流动的时间，进而使得影片在此刻构成了一种“状态”。这种“状态”，是剧中人物对于生命、生活本身的思索与反应，在流动的时间里引领观众走向沉思，宛如剧中老人于夕阳残尽中对人生的回眸，让影片增添了一份厚重，生成难以言说的情感，或曰“余味”，或曰“苍凉”。过去人们都认为，“这是我拍的电影！”但实际上有没有想过，这不是一部虚构电影。如果是虚构电影，台词是你写的，编剧是你做的，场面调度也都是你自己安排的，那当然可以作为你的智力成果。但是在民族志电影的拍摄者，人家说话并没有经过你的安排，人家去做自己的事情，比如举办一场婚礼、种庄稼、喂猪、做饭……人家并没有在听从你的安排和指挥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我们是借助了别人的行为，借助了别人的面部表情，借助了别人说的话，来完成我们自己的表达。这个表达不是我告诉别人这什么，而是我对他们文化的理解。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理解，或者在心态上放低一点，承认这个影片就是摄像机前的人跟我们合作共构的成果的话，那这种权力关系就会稍微平衡一些。如果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我的成果，那么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就会越发偏离。但目前我很悲观地认为，这种关系其实是很难化解的。除非有一天，我在拍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同时也拿着机器怼着我拍，我们俩一直这样互拍下去，他来表现我，我去表现他，但其实这之后也形成了两个不对等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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